水磨

到达水磨镇的时候正是中午，阴天，这个以灾后重建羌族建筑闻名的阿坝州小镇显得温吞迟缓，跟山下湍急的河流比起来不在一个节奏上。当看到停车场挤得满满的旅游大巴和轿车，我意识到这里的生活节奏肯定要比想象中的快很多了——饭店服务员在飞速地收拾桌子好接待下一拨游客；卖糖糕的师傅在玩儿命地挥动着大木锤执着糖糕，旁边是急切等待的游客，拿着单反相机；导游们扯着嗓子招呼自己的团友。仿古街上的一切都跟成都周围的古镇没有多大差别，除了两个标签：少数民族和灾后重建。

游客们花很短的时间走完古街，吃饭、购物、照相，然后躲进机麻包间里开始战斗，在次日中午离开，带着任何景点都有卖的旅游纪念品。没有人谈起羌族，建筑和大地震。

在河的对岸，是从汶川县城搬迁来的阿坝师专，这所阿坝州唯一的高等院校，在地区民族教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不容低估。作为灾后重建的示范工程，整个校园簇新漂亮，依山傍水，布局和谐，颜色明快。部分的施工还没完成，但就像漂亮姑娘衣裙上的污渍，已经难掩其美貌了。我和我的同事漫步在校园内，这里一样有足球赛的欢乐，一样有学生会的无所不在，当然也有周末补习的学生。学校的楼前都悬挂着巨大的向某某校长学习的横幅。学习，在国家的话语里面更多的时候是带有命令的宣传口吻。我喜欢他们的图书馆，现代、明亮，可以从外面就看到里面一排排的书架，让少数民族地区保持传统并不意味着要把他们和现代文明隔离开来。看着身边穿梭的学生们，我很自然地把他们和我所在的学校的学生们进行比较：这里的学生穿着显得土气，几乎看不到在成都像校服般普通的阿迪耐克，他们用的手机也显得山寨而不高级。脸上的高原红和黝黑的皮肤告诉我们这些无疑是山里的孩子。但我喜欢这些学生，他们朴素、活泼、充满好奇，或许还有我一厢情愿强加给他们的纯真。但我深知将来我若是也有孩子，我还是会把TA打扮得像城里孩子那么光鲜、洋气，一副自以为是的模样，甚至世故计较。

我们沿着山路往山里走，里面的房子不再是簇新的，他们更接近生活的原貌，还有人生活在木板垃圾构建起来的临时房子里，而普通山民的房子也是丑陋的砖头水泥，也没有羌族建筑。和古镇上一样，到处都挂着国旗，似乎传递着幸福和感恩。我没有见过地震前的水磨，光听名字会以为是个诗情画意的地方。新建的镇子的确漂亮，繁荣，很难再和大山里人们的艰辛联系在一起。商业对于这个地方的意义，很难说得清楚。陈丹青说，我们要不生活在被当规定的生活，要不生活在被商业规定的生活中。绝大多数人，都需要这个社会、权利系统和商品资本替他们安排一种生活。

 

 

映秀

第二天中午，我们去了映秀，5.12地震的震中。我曾经很熟悉这个阿坝州交通枢纽的小镇，一边通往四姑娘山，一边通往九寨沟。几年前我在卧龙的熊猫基地工作过几个月，映秀镇是必经之地，我们经常停车吃饭，采购生活用品，几乎每个礼拜都要经过停留。当车子驶过熟悉的水库、隧道、公路时，记忆不禁被拉回到4年前。而当我们达到时，我发现记忆跟现实已经完全对不上了，原先热闹喧嚣的典型的公路镇子荡然无存。一排排的别墅式居民楼很像广汉分院外面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。

我们去漩口中学遗址，几栋坍塌变型的居民楼，被震毁断裂的教学大楼，仍然触目地提醒人们自然力量的不可抗拒。遗址中间是纪念碑似的雕塑，裂开的大理石钟面暗示着记忆的断裂。大喇叭里循环播放着肃穆沉痛的音乐，不免让我想起D.H. 劳伦斯的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的开篇： ”我们的时代说到底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，所以我们才不愿意悲剧性地对待它．大灾大难已经发生，我们身处废墟之中．我们开始建造新的小小生息之地，培育新的小小希望．这是相当艰难的：没有一条通向未来的现成坦途，但是我们绕道而行，爬过障碍．我们总得活下去,不管天塌下了多少。“ 如今，障碍已经清除，坦途已经建成，废墟被铲平，新的城镇拔地而起，新的生活早已开始。身着鲜艳民族服装的讲解员在一遍遍地讲述3年前的惊天动地，强调党的恩情。这里，不是一座记忆的纪念馆，而是一座吾皇洪恩浩大的展示厅。纪念碑，变成了歌功颂德的丰碑。遗址里面的映秀大酒店显得豪华但不合时宜，和环境格格不入。因为在它的对面，就是废墟，据说下面仍然埋着尸骨和亡魂。我明白为什么这里需要大酒店，因为必然有很多领导、代表团、考察团前来讲话、悼念、学习。这个大山小镇一定需要上档次的接待。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不把酒店建得远一点，这样，人们在把酒相庆的时候肯定会更踏实一点。重建的确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生活，至少是新的房子和工作。和谐，似乎是展会上的商品，随处可见。我无从得知那些因为劣质校舍而失去生命的孩子的父母们，他们的诉求是否得到了回应，他们的伤口是否得到了安抚，记忆是无法被强拆和重建的。广播里的宣传在单调地发出一个声音：给你幸福，忘掉过去。

雄伟的青少年活动中心，气派摩登，但大门紧锁。不同凡响的设计让我走近观察，原来是贝聿铭设计所的作品。另一个夺人眼球的圆形建筑是法国人保罗.安德鲁的作品，这个国家大剧院、巴黎戴高乐机场的设计者也被带到了遥远的中国西南大山深处。讲解员自豪地说道映秀的很多建筑都是国内国际一流建筑师设计的。因为一场大灾难，这个山区小镇突然站上了国际舞台，变成了国际建筑大师们的作品展示柜台。我敢断言，要是没有地震，映秀永远不会在国际语境中发出声音，只是这样的发声代价过于高昂。

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《安魂曲》中写到：”在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，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。“

在宏大的国家叙事面前，个人的声音是如此的微不足道，没有人再会听见那些失去亲人的呐喊。我们真的重新开始了吗？我们真的从灾难中吸取教训了吗？

 

 

钦差大臣

周末的图书馆在忙着布置《人民日报》的展板，原来是这个天朝第一报纸，真理部的钦差大臣、Party喉舌的社长要携众骨干前来颁布圣旨。这可忙坏了工作人员，物管在紧张地布置大厅，园林工人从早到晚在打整绿化，好像是迎接大家熟悉的文明城市大检查。我差点忘了，我们是西部唯一一所以”中国“冠名的大学，当然配得上朝廷的垂青。看着历任先帝爷手捧《人民日报》聚精会神地阅读，我自惭形秽。

学生们被统一要求在两天里穿制服，不管有课与否，这是一个命令。人们都喜欢制服，它象征着统一、和谐、有序、服从，不会节外生枝或者惹事生非。就像这份报纸一样，只有一种声音。但是制服会造成审美疲劳，而同一种声音，也是丰富、有趣的敌人。

明天的时文导读，我是不是该讲讲人民日报，它还有海外版，还掌管着伟大的雄纠纠气昂昂的《环球时报》，而不是我喜欢的《经济学人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