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苍茫的大相岭古道上，有个地方叫大关，大关古称邛崃关，山路遥远,关势险峻。过大关在峭壁上走一段平缓的简易公路，在大关和金鸭滩之间路下的临河处，有一镶嵌在悬崖上的巨大石碑，这就是民国十七版《荥经县志》上记载的名碑——清朝时期的《重修大相岭桥路碑记》。 

 

其  碑  其  文

        碑说不上是古碑，制于“光绪丙午”即公元1906年，距今也就百来年的历史，也没有列入文物保护的范围。位置不显眼，没有向导，难以找着。碑用细红砂石刻就，身高2.8米，宽0.97米，面积近3平方米。这么大面积的一整块石料，也算得上是石碑中的宏篇巨制了。 

    碑文字迹非常清晰，标题《重修大相岭桥路碑记》这九个字为篆书，每字12×6厘米，呈三排分布在碑额正中。正文为隶书，共396个字，每字见方5厘米。字体沉稳笃实，遒劲古雅，得《曹全碑》之清雅神韵，间有《礼器碑》之秀逸。一看就是大家风范，让人肃然起敬。落款是：“光绪丙午秋九月督蜀使者巴岳特锡良纂并书”。据说碑原来在古道上，前些年开采花岗石的老板来此修公路，见它雄风袭人，心存珍爱，不敢损伤，把它镶嵌到路的外侧。 

    碑文内容是嘉许清溪、荥经两县县官勤政爱民，不避艰险，重修桥路，使天险变通途云云。其铭曰：“益部号称天险，邛崃九折，王阳畏途，铁索飞桥，尤他行省所未有。然同一蜀道也，李白以为‘难于上青天’，陆墒又以为‘易于履平地’，何耶？抑亦视人为转移耳。大相公岭者，相传武侯征南经此，山介清、荥两邑间，为建藏通衢。盘曲崎岖。与邛阪埒。光绪丙申岁，前清溪令曾一修之。近十年来，雨雪交浸，沙石欹陊，行者颤踬相继，或至陨身。权清溪事钟君寿康，勤政为民，目击艰难状，谋诸荥经县恒君芳，各捐百金为倡，分募绅商之有力者醵款如干，鸠工于夏，藏事于秋。余派买勘视，辟路宽足方轨，平处砌石，峻处绕山，铲高培低。自清溪县北关迄黄牛堡，南北计里七十有三。葺新旧铁木桥十有一，化难为易，行旅啧啧称便焉。夫匠人经纬轨途，司空开通道路，有司之责也。贤者之用心，与良吏之行事，其计虑必远且深也。余闻大相岭之南又有岭飞越者亦，清溪辖境，险巇更甚，倘钟君经营相度，赓续而修凿之，俾为一劳永逸之图，他日并告成功，必实有赋夷庚，歌周道道，食贤使君之报于无穷者。然则，蜀道之易，又岂仅如陆畅之虚词，托兴已耶？是为记。光绪丙午秋九月督蜀使者巴岳特锡良篡并书。” 

 

 

其人其  事

        督蜀使者巴岳特锡良为晚清时期声名显赫的封疆大吏，字清弼，巴岳特氏，蒙古镶蓝旗人。同治十三年进士。历同治、光绪、宣统三朝。历山西知县，直隶知州、候补知府，山西、湖北巡抚。河道、闽浙、四川、云贵、东三省总督、钦差大臣，累迁至布政使等职。他为官三十七年，以正直清廉、勤政务实著称，算得上是晚清时代一位政绩佳，贡献大，名声好的历史人物。《清史稿》称：“锡良性清刚，自官牧令，即挺立无所倚。嫉恶严，所莅止，遇不职官吏，劾治不少恤；非义之财，一介不取；於权贵尤一无馈遗，故遇事动相牵制云。”他不避大势危艰，鞠躬尽瘁，不媚同僚之俗，处淖濯清，连袁世凯也对他既首肯又嫉妒。 

    1903年锡良四川任总督，当时的四川天灾是大旱、瘟疫，人祸是官吏敲诈勒索、义和拳反洋教运动此起彼伏，战乱频仍。更因四川被朝廷定为“协济省”，不但要负担朝廷对外巨额赔款，而且还要源源不断接济滇、黔、陕、甘诸省钱粮，整个四川社会经济接近崩溃。 

    锡良到任后,一方面整顿吏治，赈灾放粮，组织生产自救。一方面大力推行“新政”，在成都设立“川省农政总局”，下设农田、蚕桑、树艺、畜牧四个部门。各县设农务局，各乡设公社，藉以“挈全省农政之纲”管理指导农业生产。同时,从各地集资选士，派赴日本、美国、法国学习。从1904年起，陆续在各州县成立劝学所，设劝学员，处理各地学务，,把开办学堂情况作为考核官吏的重要条件，对那些阻挠兴学者“无论官绅，定予严处，断不宽贷”。在锡良的倡导、督促下，四川教育从1903年兴办起，到他离任后两年多的1910年时达到高峰，全省有各类学校7775所，仅次于京畿直隶省的8300所。1903年，锡良在巴塘地区拓民垦荒，并于1906年平息了由上层喇嘛和土司势力挑起的“巴塘叛乱事件”。         

    1907年，锡良任云贵总督，他针对当地地理位置虽然险要但当地守备军纪涣散、疏于训练等弊病以及教育落后、财政拮据、外交棘手等情况进行了大力的整顿。重点抓了整顿吏治、兴办学校、整顿军备、修筑铁路、禁止鸦片等工作，并且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。 

    1909年，锡良被授为钦差大臣，总督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事务，他改革边疆政策，优先发展特色教育，培养少数民族人才；废除旗、民双重管理体制，建立近代行政管理体系；又通过多种渠道、多种形式组织移民实边、垦荒、辟路、开矿,为当地政治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；他充分利用东北广阔的土地资源,以农为本，全面发展，使东北边疆的生产力迅速提高，加速了东北近代化的进程。 

    1910年，俄边境地区发生鼠疫，很快蔓延到我国东三省。为防止沙俄以此为借口入境滋事，锡良坚持拒绝沙俄插手，他与著名医学博士钦差伍连德联手，完全靠自己的力量，三月扑灭鼠疫。为此，十一个国家医士和本国医生到奉天考察，开“万国鼠疫研究会”，锡良主持会议，外国人全体起立称颂。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，是中国科学发展史上极富价值的一页。